第137章 借力打力(上)(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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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力量占稳了中央后,“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准了不愿降服的山西。但阎锡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就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对他兴刀动枪,大违民意。因此张作霖踌躇半晌,不能定论。他现在虽然一跃而为中国国家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之后,对“民意”这个虚无的东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惧,做事远不如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张汉卿对“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认识,他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民主或专制国家,民意都是统治者控制、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战前,世界各国国民都处于被“宣传”境地,像德意志均如此。民意是可以控制、转移和欺骗的----他并不想强调自己有多么高尚和民主----一个国家处在动乱不安中是无法苛求所谓民主的,特别是中国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所谓的民主即是军阀割据的先声。
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姓思定没错,但对于统一,国民还是情有独钟的。像史上北伐,不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吗?“民意”基本上还是向着主动挑起战争年代的国民革命军一方的。所以,战争不一定就会失去民意。
但是对阎的战争一定不能败,也不能便宜了旁观者,造成两败俱伤、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对阎锡山,他还是蛮佩服的。
阎锡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坚固。他战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经济上,他利用山西“晋商”的传统,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1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厂已经在总办商震的过问下,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商震虽然已官升至晋军师长,仍然关注兵工厂建设。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山西的种种优势,引起了冯玉祥部下的觊觎。孙中山不愿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权,使冯系将领始料不及,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群龙无首,若无合适地盘和目标,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很快将成散沙。遍观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军/人民军手中,张作霖对他这股力量早已虎视眈眈,怎会轻易让出一块地盘给他们发展?若要发展,只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冯在的时候,还能从大局着眼,约束他们。现在,冯玉祥不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