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梁启超来访3（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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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默涵说道“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没有游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所谓：“温、良、恭、俭、让”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甘为奴隶居之。因此我部分赞同先生说的，如今世界的竞争，在于国民素质还不在于国家的强弱，国民素质高，国家可以由弱变强，国民素质不佳，国家也会瞬间由盛转衰。但是，先生所言，国民素质决定制度，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制度才是决定国民素质的关键，若无良好的制度，则永远没有思想健全的国民而制度。但是~”

李默涵话锋一转，说道：“中国人的素质真的差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问一下中国人的素质为什么会这么差？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两条，要么中国人天生是劣等民族所以素质差，要么就是中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素质差，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说中国人天生的劣等民族大概没有这个胆量也不符合事实。如果说中国是天生的劣等民族那又何来汉、唐的灿烂文明和强盛国力？中国人既非天生的劣等人种，那么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原因就非制度莫属了。那么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是**。所以说中国人的素质如此之差皆由**制度而来不过份吧？远的不说，就说明清吧。明朝的八股文把读书人都弄成了书呆子。满清的文字狱，造成社会恐慌，摧残人才。许多人才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梁启超依旧不以为然道：“如果是在中国，尚可说是制度不如别国，而为什么到了美利坚，中国人依然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不正说明了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吗？只有先提高国民素质，到时候好的制度才能建立起来。如果是制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身上有的毛病，美国人、日本人身上就没有呢？或者说没那么严重呢？”

李默涵淡淡一笑，答道：“还是制度问题，请先生试想一下，美国可是华人的家？华人在美国饱受歧视，美国人甚至专门立法来排斥华人。试想一下，在这样的地方，华人怎么可能产生归属感？没有归属感自然自轻自贱，做坏事就没有道德底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有7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共同生活，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平等的，没有什么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用非暴力的方式，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发挥了聪明才智，多次博奕后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阿克顿勋爵作的结论是：权力会导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有为自己多分粥的权力，同时给予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得饱而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种制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不能放任其堕落和风气败坏，还得寻找新思路。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

方法五：每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的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7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有那份最少的。

结论是：制度至关紧要。制度是人选择的，是交易的结果。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其实一个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素质，引导人们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被动地等人们的素质达到所谓的标准之后再实行某种制度。所以中国人的素质差正说明现行制度之差，正说明现行制度要改革。

李默涵的故事博得掌声一片

梁启超也鼓了掌，但是他依旧说道：“李将军的辩才堪称无双，但是并没有说服我。”

李默涵倒也不着急，说道：“卓如先生，我最近正要回商丘一趟，不如先生一起去商丘看看？”

梁启超拱手道：“恭敬不如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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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途的颠簸之后，梁启超终于到了商丘，他对商丘的第一印象，就是到处是工地，到处是脚手架和围墙。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技术人员比比皆是，更多的则是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柳条盔的中国苦力，和他们在一起奋战的，还有无数巨大的工程机械。

福特汽车载着李默涵和梁启超巡游商丘，一路上走来，干净、整洁的市容令梁启超很是意外。往来人群和车马井然有序，并行不悖。梁启超注意到，在每个路口都站着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一个路灯杆下。灯杆上，一红一绿两盏电灯很是醒目。

“吱呀”一声，行驶中的汽车戛然而止，梁启超抬头一看，前方亮起了红灯。

此刻正是衙署的公务员、工厂的工人上班的高峰期，但是不论是高官富商的西洋汽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脚踏车、步行的路人、抑或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马车、骡车，没有一个人随便穿越马路，只要灯杆上的红灯亮起，哪怕是三尺孩童，都会自觉的停下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