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零章 武成王新政（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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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四零章武成王新政
天佑二年四月二十日，天佑皇帝明喻天下，颁布了震惊诸国、影响深远的《天佑二年国事政务革新除弊诏》，又称《天佑新法》，但在历史上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做‘武成王新政’，因为秦雨田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他规划了变法的蓝图，完善了变法的细节，并用自己的权威和铁腕，为它保驾护航，使其由设想变为现实。
其实正经说起来，变法的开始并不应该从其标志性文件《天佑新法》颁布之日算起。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应该从秦雷在清河园讲话开始算。
因为从纵向看，之前对朝臣的大清洗也好，中间的见习官员大上岗也罢，以及后来的‘考成法’颁布实施。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然是连贯且经过精心设计的。
从平定李浑到今日，秦雷和秦霆的每一次行动，除了要收拢权柄之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清吏治’！
道理其实很简单，事情都是人做的，如果做事的人有问题，那再好的曲子也会被唱歪了。只有先把唱曲子的角儿们整治出来，才能把调唱好。
所以秦雷认为，虽然当时国内的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财政连年入不敷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但那是隐藏在更深层的吏治**造成的。正因为官员们拉帮结派，竞相以权谋私，‘损万民以养数人’，把自己变成不纳税，吃国库的特权阶层，才让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以至于常年陷入困顿境地。
更为可恶的是，这些士族官僚为了能长久的胡作非为不受惩罚，视欺上瞒下为常理；置国君百姓于不顾，以至于‘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
因此如不先解决吏治上的沉疴，定然会在推行新法过程中用人不当，使新法成为地方官扰民、困民的工具，对百姓和国家有益无害，以至遭到百姓的反对。
且变法对士族地主的利益触犯颇多，如果不先把这些人打掉，定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
到时候可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了人’。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旧有的势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正是看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天佑新政》上才会开篇名义道：‘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明确的指出，如果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
所以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秦雷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至于如何革新吏治，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思考，他也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秦雷认为当时朝野病症可以总结为八个大字‘泄沓成风，政以贿成’！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以至权责不明，相互间推诿扯皮。即使好不容易想做件事，也是拍拍脑袋想到啥做啥，事前没有计划、事中没有追踪、事后没有总结。
原先那种但也不能光怨官员，毕竟在原来那种没有监督、没有问责，干孬干好都一样的情况下，很难有人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事，大多数的动议、规划、行为，都像热锅子炒屁一般，臭过一阵便啥都没有了！
正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状态中，朝廷效率极端低下，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百姓负担却无比沉重。这才导致了今日的一系列弊病。
摸清状况后，秦雷便决定对症下药，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导，只用一招招雷厉风行的手段，向天下表明他的决心！
既然原先官僚已经盘根错节，无药可救，那好，就请全部回家，没了你们这群王屠户，老子照样吃带毛的猪！
人都光了，朝廷的架构自然随他揉捏，秦雷大刀阔斧的砍除了超过总数一半的冗官编制，再把清河大学堂里的士子们一股脑塞进去。
在见识了王爷的雷霆手段之后，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鸟官员自然是惟命是从，不敢稍有差池。
在赏罚分明，执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谋已久的‘考成法’。实施近一年来，以至于‘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战兢兢的菜鸟们，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务缠身，只想着把考核通过，可别被撸了官职，那可就丢死人喽。以至于无暇去进行原本官场上最重要、最费心力、也是最残酷的勾心斗角，一时间朝堂上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起来，行政效率很快便超过了前任。
当朝廷变得海晏河清、齐心协力时，秦雷便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利器。他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民生等诸方面的改革，一时间无往不利、事半功倍。
《天佑新政》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二十四个字‘丈田亩、改税赋、修水利、平物价。重科举、兴工商、畅交通，强军备。’实实在在的八条内容。
这八条又分两部分，前四条可以看成是安民之举，后四条则是强国之策，且听我们一样样分说。
先说‘丈田亩’，就是之前便提过的清查土地。变法诏书上说：‘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诏书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以增加朝廷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的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的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的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的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