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复旦（一）（2 / 2）

刚到学校安顿妥当，我最急迫的事当然是给爸爸写信，他会读给不识字的妈妈听，所以我尽量用老家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介绍我的学校和同学。此外就是得赶紧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这个美丽校园的直观印象了。我上中学时几乎全穿着姐姐淘汰的衣服，那时夏天好像也不算热，最高温28度我已经要在水龙头下冲湿裤脚凉鞋解暑了，从来没穿过短袖，更没穿过裙子，高中毕业才穿着姐姐的裙子照了张四姐妹的合影。上大学时我带着二姐淘汰的裙子和露出一截大腿的厚长筒袜，一件爸爸临时买的短袖衬衣。还背着一个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军人哥哥送的崭新的军用挎包，戴着小姐姐送给我的发卡，在曦院的假山前拍下了我在复旦园第一张笑容都没有来及打开的照片。

关于这个发卡我还得说几句，上小学时爸爸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个宽发卡，一个金黄、一个暗红，上面是两条描金凤凰。当时小姐姐脾气比较任性，东西总是她先挑，她大嘛，挑了红的，我用黄的也喜欢。结果在五年级学校组织观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从影院出来走到半路都没适应明暗交替，排在路队里我竟然木头木脑地撞到电线杆上，发卡直接就断了，我当时心疼得只想哭，但忍住眼泪在拥挤的队列里慌忙捡起断成两截的发卡，怕同学嘲笑一路捏在衣袖里回家。回去爸爸给我用胶水粘了，小学毕业时我和姐姐同班，毕业照上都戴着发卡。此后这让我们珍爱的发卡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上面的描金凤凰图案都不见了。我考上大学，但小姐姐落榜了，遭遇坎坷的姐姐在伏着被子哭红眼睛后，把她的红发卡送给了我，我就是戴着这个发卡来到复旦园，也带着对苦苦复读的姐姐的牵挂。

对了，还有个挺让我头疼的事，我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国际经济法，但安排宿舍时因为整个西北就我一个，估计被忽视了，所以才被安排到几个专业合居的宿舍。初来乍到，人生地疏，我不知道怎么和老师问我的专业是不是搞错了。勤工俭学给我们照相的师兄很热心，安慰我不用担心，直接给辅导员说就行了。老师确认我的专业是安排宿舍时弄错了，我就先在这个宿舍住了一学期，后来调整到我班同学的宿舍。这个小小的失误竟然让我除了结识两个宿舍的同学，多出几份友情外，也让我认识了大学的第一个朋友倩，在后来军训时按照宿舍划分和哲学系在一起，继而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丹。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缘分？

说到照片我想起来那时候经常去五角场的一个绿铁皮报亭冲洗照片，当时的五角场还破破烂烂，没想到如今都成繁华商业圈了。老板招徕在外面的一张照片是《苔丝》的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她全身赤裸着被一条蟒蛇缠绕，遮住三点，大概是体现野性的惊艳。我每次看到却觉得触目惊心，我当时更欣赏自然、淳朴的美，喜欢她在电影里戴着宽沿帽的村姑扮相。

我们发的粮票里有半两的粮票，我看到上海人买点心竟然不是一次买一斤，而是可以买一个两个，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我以前吃过的香蕉是爸爸舍不得吃偶然带给我们的一个两个，表皮乌黑，因此我一直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在上海见到新鲜的香蕉橙黄橙黄，甚至有的还发绿，我才纠正了这个错了很多年的观念。我还知道我最爱吃的蒜薹在宿舍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但叫法和我不一样，管它叫蒜苗，而且嫌它有味道；而我叫蒜苗的东西她们叫大蒜，我叫大蒜的玩意她们叫蒜头。东北同学说的地瓜，我叫洋芋，而南方同学叫土豆。我还知道不仅我们各省的方言不一样，浙江省几乎是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方言，同在一省的厦门和福州竟然属于两大方言语系，我的同学就很自豪地同时会说这两大方言。哎呀，南北交融真的是有点好玩啊。

有一段时间我和咸阳姑娘倩、遵义姑娘静这三个来自偏远小城市的女孩时常结伴，好奇地在学校角角落落溜达，先从熟悉各教学楼的位置开始，免得下了一节课再去另外一个教学楼找不到教室。我们在学校后门的水果摊上讨价还价，我问香蕉可不可以买几“齿”，大把香蕉长得不就像一排巨齿吗？“哇—哈—哈—呀”，没等摊主答复，静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小齿齿呀”，此后因为这个典故她可没少取笑我。

初入校园还有个重要节目是会老乡。在宿舍呆着，总有成帮的老乡会找上门来关照着我这个新同学，有时候甚至还有外校的老乡在一起串。我也跟着去过同济大学，发现“吃在同济”、“玩在复旦”还是有些道理。在和一大帮男老乡闹闹哄哄会过几次之后，我失去了兴趣，但是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新闻系师姐琳。这个说话一句一顿、温柔如水的女孩就从老乡变成了朋友，也是我工作后联系最密切的复旦校友，我和她的友谊在复旦园生长，在复旦园外一直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