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咸丰南游（5）（2 / 2）

四川和直隶一样，不设巡抚，所以龙茂道的权柄显得极大。若是单以道台这个职衔而论，没有能够大得多成绵龙茂道的。

崇实以不到而立之年被皇帝钦点派了这样一个职衔，引来天下人的观望，四川阖省上下都知道他是以满族而大魁天下的第一人，散馆之后，入值南书房，可称是皇上身边的第一近人，此番外放四川，是皇上有意历练他一番，只怕用不到几年，就连四川总督也要脱袍让位了。

所以崇实履任之时，四川总督王庆云亲自出城相迎，面子给到了十足十。谁想到崇实和他们避不见面，只带着一个书童，一个家人，骑着一乘马儿，悄悄的绕城而走，从旁门进到了城中。

王总督一行人扑了个空，回到总督府里才知道，新任道台崇实已经递过手本，然后回管驿休息了。王庆云派人去请，崇实到府请安，道过乏之后，崇实提出，明天接印，后天就出巡。

王庆云对这个年纪比自己小很多的下属丝毫不敢怠慢：“白水小兄一路奔波而来，公事暂且料理几日，待一切熟稔起来，再行巡视之务也不迟吧？”

崇实不愿落个恃宠而骄的名声，也就不再坚持，答应了下来。

这一次皇帝简派他任职四川，确实有着让他历练一番的意图在内，另外的一层意思是，四川边荒之地，省内百族杂居，可以说，除了满族之外，中国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在四川找到踪影，这种民族、风俗、习性全然不同的各个种族居住在一起，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冲突，让崇实过去，正是要借助他天子近人的威势，认真的梳理一番。

临行之前，皇帝在圆明园中的镜殿把崇实找到了近前，对他说：“自从雍正年间，鄂尔泰请旨办理改土归流之法以后，虽有大善于民，经过这百年的折冲，只恐四川之地，又已经如当年之前那般，成化外之地。你到四川之后，好好的下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论是招讨、安抚，还是宣慰宣抚，一旦真的有搜刮百姓，大索民间的，都要 一一给朕报到御前来，对这些残民以代的，不用怕杀人，也不用行那些什么杀鸡儆猴的做作戏码，只要有实证，不论官职大小，或关或罢，或杀或谴，朕丝毫不会手软。”

“是。”崇实伏地奏答：“奴才是主子的奴才，下面其他混账，若是有实证落到奴才手里，奴才绝不敢有丝毫徇情之举。”

“至于省内的那些纯良土司，”皇帝笑了几声：“若是有的话，你也具折奏陈，朝廷自然也要好生的奖赏鼓励——这样恩威并施之下，朕想，用不到几年，川省当也能如中原文风昌盛之地一样，询询大治了。”

改土归流，在笔者看来，可以看做是雍正当政十三年间一力推行的第一善政，历史功绩仍大过清查钱粮积存、摊丁入亩等其他的惠政。虽然后来有事与愿违之处，但推其本心，不能不谓之宏图伟业。

在这一节文字中，大约的介绍几句。

云贵川黔四省接壤之地汉苗杂处，地理人事最是纷繁复杂，自明朝以来，只以姑息求诸无事；到了清朝，以圣祖的雄才大略，仍然不敢轻易措手其间，也可以想见一斑。

鄂尔泰所上的改土归流之法，首在地理。其中东川、乌蒙、镇雄等四川土府，原来都归四川所辖，不过距离成都府非常远，反倒距离云南近得多。

雍正三年，乌蒙攻掠东川，东川的宣抚使向四川报急，请求派兵援手，等到成都府的军令到了，乌蒙的土兵，已经给闻讯赶来支援的云南兵打退了。

有鉴于此，朝廷颁旨，将以上三府，划归云南省管辖，以收地利之便。其中东川就是今天的云南会泽、巧家两县；乌蒙改为昭通府；镇雄降为直隶州，隶于迤东道。

地理之后便是人事，这主要是土司对土民的横征暴敛，雍正之前，土司便是当地的土皇帝，近乎疯狂一般的欺压所属土民，以乌蒙为例，朝廷照例要收缴的每岁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土司征收的，不下百倍尽数入了自己的腰包。

这还不算，若是遇到土司家中有了娶妇之事，土民三年之内不敢婚娶——搜刮已穷，所以不敢办喜事，一旦办了，就要举债，而一旦举债，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借款了。

除了在财物上的剥削之外，更糟的一条就是司法制度的败坏。某一个土民被杀，土司不但不为之伸冤，反倒要死者家属出钱，这笔钱叫‘垫刀’——如此暗无天日，若是不行以改革的话，还说什么天下太平？

到了鄂尔泰任职四川，推行改土归流之法。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把本来属于土司的行政管辖权、司法审判权全数收归中央，土司所保留的，只有一个空头的名衔而已。

为了怕省内的土司不听话，鄂尔泰治苗提出一兵剿为主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一时须尽服其心，计百年仍常摄其胆。’”

不过，鄂尔泰的对手也不是好相与的，这些对手不是苗人的土司，而是行走于川省境内，负贩行商的汉人，看到其中有油水可捞，便不再贩卖盐茶，改为当起了汉奸

苗疆未曾开通之前，多食用川盐，川盐由汉人背负而来，等到鄂尔泰要派兵进剿苗疆之内不法的土司，这些人找到一条发财的大计表面上以地理熟悉，人脉通晓为由，向官府检举，获得赏金，转过头去，又向土司通风报信，唆使走避，勒索钱财，这样两面讨好，左右牟利，自然是财源广进了。

鄂尔泰一开始上过几次当，后来经人指点，方才明晰其奸，恨得咬牙切齿，在省内大肆抓捕盐茶贩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本来安分守纪的良善之辈，遭了池鱼之灾。

后来情况总算得到了缓解，土司、土目（相当于小部落的酋长）给朝廷封为土知府，土知县，不能再做土皇帝了，对于土民的盘剥也日渐减少，四省的苗疆百姓，无不感戴朝廷的恩典。

不过随之出现了更大的问题，就是镇守各地的武官，贪恣暴虐的居多，因而到了雍正八年，乌蒙首先起事，杀官造反，竟连家眷也不肯放过，都给平日受汉人欺压狠了的苗民杀了个干净。

（写到这里，分外觉得邪门，当年土司欺压属民，百姓居然也能隐忍，等到官派汉人文武官员到省之后，就觉得不克忍耐了？真给人一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感觉。）

同时镇雄、东川等地的苗民纷起响应，事情闹得很大，鄂尔泰再一次派兵进剿，杀戮极为残忍——鄂尔泰本来想学武侯七擒孟获的故事，不料最后的结果竟如同黄巢、张献忠一般，虽一时平复下去，却也埋下了雍正十三年春天，苗人复起反叛的伏笔。

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诸朝，无不为苗疆之事伤透了脑筋，咸丰派崇实到了四川，用了半年的时间，做了一番彻底的访查之后，于实际情况有了一点了解。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