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比邻天涯（三）（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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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施密特的问话，朱庆澜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声音低沉地说道要员们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又会去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哪怕有些人曾经深入灾区，嘴上说的好听，可那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罢了。要员们和底层民众在现实中的距离或许有时很近，可在心理上，却有天涯之远。”
见施密特在琢磨这番话，朱庆澜以为他没听懂，便又解说道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依然是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不象美国。现在，掌控一切权力的中央政府一个党选出的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不对民众负责。党内按照纪律，却又是党员对党的首脑负责。这样的组织，也就决定了政府是不会对民众真正负责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8年9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不过，这个五院中虽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等的区别，但却统一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并且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其后，因蒋、汪等人之间权力斗争，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为虚职。为了挽回影响并巩固的统治地位，老蒋在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其后，在提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虽然在形式上，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代表涵盖了地方农会、工会、职业团体、自由团体等民选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但实际上这些与会人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国民党背景。也就是说，31年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会议，是为了达到以法律形式掩盖**实质的工具而已。
31年的国民会议在5月8日召开，12日就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并决定6月1日由南京政府颁布实施。
一部事关未来一定期限内带有国家根本法性质的约法，其制定竟如此仓促而在这部约法中，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很是笼统、模糊，更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措施。也就是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国家政权由党代表行使，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等维护国民党一党**的内容。再结合国民党内部的有关规章，这部约法也就成了国民党高层政要从31年开始就维护**地位的工具。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党**、以党治国，很大程度上是肇因于31年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
其后，汪兆铭在32年成为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则在32年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从而开始了汪主政、蒋主军的二元领导格局。
回顾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种种，再想想北洋政府，不能不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孙文及其党羽，尽管从辛亥之时就把“民主”的口号喊的山响，可一旦孙文及其党羽得势，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一脚把国会踢到一边，实行一党**，民众连选择或反对的权利都没有；而北洋军阀统治时，虽曾被国内一再抨击为“**”，可不管怎样，北洋时期还有国会存在过，还允许多党存在。
在原本历史上，国民大会和制宪会议是应当在1936年召开的，不过由于当局的拖延，一些省份的代表选举工作并未完成，而第二年又爆发了全面抗战，致使训政一直持续，宪政一拖再拖。
想想以往经历，加上前些天在西北时从赵振中那里听到的他对孙文及南京当局“一味高调宣称民主，不过是嘴里说得好听，真正当权了，却举起屠刀杀人全家”的评论，还有从朱榕那里听到的有关欧美国家和国内当下的一些情况，朱庆澜虽然无法预知今后历史发展，可眼下的情势表明南京当局丝毫不见要推动宪政的影子，老爷子一时感慨不已。
施密特到中国也有几年了，现在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外，对有关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也有大致了解。不过，以前道听途说来的内容总不如这次亲身经历的感触大。一个国家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竟然不对国民负责，而是被一个政党所掌控，并进而只对极个别要人负责。这种情况是施密特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瞠目之余，自诩为“中国通”的施密特也是无语。
……
在南京那边获得了当局转移灾民到西北的许可，朱庆澜也就要着手安排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到各省了解灾情，统计有关灾民数量，并初步确定今后将要转移到西北的人员。当然，在此之前，朱庆澜还要将与南京方面达成的条件想法转告西北方面，以便华美公司海外部分能尽快向国内调运有关物资。另外，还要到北平暗地托付熟人把赵振中需要的资料给找好。
5月中旬，朱庆澜再次来到太原和阎锡山确定有关转移灾民的事项时，美国华美公司的授权委托也由华美银行太原分行经理威尔士转交。根据华美公司美国总部指定，施密特和吴鸣山将负责把海外运来的救灾物资转交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并协助其处理有关救灾事宜。
实际上，在保德和包头等地活动的吴鸣山是负责朱庆澜与西北进行沟通的外部联络人，而施密特不过是用来遮人耳目的挡箭牌罢了。西北方面则由朱榕专门负责和吴鸣山联系，以保证有关信息的保密和传递无误。
接到吴鸣山转来的消息后，赵振中很是高兴。没想到原本预料中要颇费周折的灾民转移计划，竟因阎锡山别出心裁的“祸水西移”方案而达成的如此顺利。
看完转来的有关信息后，赵振中笑着赞道有朱老出马，这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接过赵振中递来的那页纸张，朱榕看完后又将其递给了一边的田云逸、邹德贵传阅，并皱眉说道要是当局真的在灾民中混杂别有用心的人，那鉴别起来可是个麻烦。”
“呵呵，望溪兄，若是当局派来的人是以灾民身份混入的，那肯定是无所遁形。”赵振中想起杨天明自沂蒙就推行的“防疫沐浴检查”，不由得笑了起来。当他把有关情况向朱榕做了简短介绍后，朱榕先是一呆，随后也捧腹不已。
要是当局派来的人伪装成普通民众，那鉴别起来还要费点功夫，可若真的伪装成灾民，那只能说他们是倒霉到家了。灾民一个个都饿得皮包骨头，那种憔悴、绝望、麻木不仁，以及对食物的渴望……种种特征综合起来，绝对是正常人无法伪装的。何况，正常人混在这个时代的灾民中，在沐浴后一丝不挂的面对人民军安全部人员的问讯时，肯定是鹤立鸡群般的醒目。
当然，若真能有人装扮灾民成功，那他绝对属于演技超绝并且深入生活并把饿得皮包骨头的狠人。不过，就这个年代来说，《演员自我修养》尚未翻译成中文，而对南京当局来说，也是找不出这种演技非凡的狠人的。
而且，安全部郑建涛等骨干，当初都经过赵振中的专门训练，这些年经过反渗透、拔钉子、捉臭虫等卓有成效行动的磨砺，现在甄别出混在灾民中的当局“暗子”是比较容易的事。
另外，这个时候中统、军统尚未成立，蓝衣社又在老蒋的权谋下出现贺衷寒、康泽两派相争，加上该社忙着在西南扩张权势和追剿中共，以及该社有关人员自身腐化的问题，这个中国自产的带有法西斯色彩的组织已开始走下坡路。只要提醒西北的郑建涛、沂蒙的叶盛等人严加防范，两个根据地的安全用不着赵振中担心。
在笑了一阵之后，看完手中纸张的邹德贵却有些遗憾要是能多一些青壮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有些工程进度还能更快一些。”
“你就知足吧。南京当局和我们处于敌对，能让部分青壮灾民转移这已是朱老力争的结果。”赵振中提点道，“再说，即便的青壮多，在经过审查并确认其可靠之前，也不能将其用在重要工程建设上。”
按照南京方面的意思，自然是一个青壮也不想转移到西北。不过，朱庆澜据理力争，认为若灾民中没有青壮，一来意图过于明显，人民军肯定会察觉，揭露出来会导致当局被动；二来，若将灾民中的青壮和其家人分离，那灾民转移难度会加大，不利于灾民转移；三来，若西北拒绝灾民入境，凭老弱妇孺在后套、套内根本就难以生存下去。
争论之后，南京同意，转移的青壮灾民只能是和家人同去的。并加上了“单身青壮一律不得西去；家中青壮多的不能都去”等限制条件。这就使得青壮占转移的灾民比例大大降低，估计能有15就不。而在这个年代，由于大灾中挣扎求生的灾民里老人、幼儿难以存活，青壮灾民所占比例一般都在40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转移来100万灾民，其中，从18岁到50岁之间的适龄男子充其量也就15万左右，而其他多85万多则全是老弱妇孺
赵振中和几人商量后，便将任务明确下来：在灾民到来之前，田云逸和政务委员会要负责在宁夏河东落实好安置房屋、救助物资、防疫等各方面事项；邹德贵负责调动人民军后勤部队予以配合；朱榕负责外来消息，并协助田、邹两人工作。
当然，宁夏河东也只是这些灾民到西北后的初期落脚之处，等明年春天之前还要结合西北建设情况重新进行调整。
随后，赵振中又致电美国的唐明，让他安排向国内运送粮食、布匹、棉花等救灾物资。接着，又通知吴鸣山并转告朱庆澜，提醒其统计灾民和转移运输中应注意事项。
第二天，唐明回电，粮食将由华美澳洲分公司筹集，棉花、布匹由华美南洋分公司从印度筹集。同时，唐明还建议，由华美出钱让朱庆澜在国内筹措一部分物资，以支持国内农业。
尽管华美公司是家美国公司，可美国的小麦、面粉、棉花、布匹等物资以及运输费用的价格都比国际市场上的平均价格要高。在这种情况下，华美公司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从澳洲、印度收购并运输有关物资到中国自然无可厚非。
不过，若是考虑到前年棉麦借款风波，华美公司的这一经济行为却无异于对南京当局打脸一个美国公司都能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而放弃价格过高的美国产品，南京当局为就不能？当然，有人会说棉麦借款是出于外交考虑。可实际上，宋子文棉麦借款并未给中国外交环境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改善，反而对本国相应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
国际交往中，那种牺牲本国利益以迎合他国的行径从来就不会对本国外交环境带来真正改善。别说宋子文几千万美元的贷款了，后世中国曾实行过“市场外交”，可几十亿美元的定单撒下去，西方该打你脸的时候绝对不客气，甚至连大使馆都给你扔炸弹
有关事项安排下去之后，西北根据地又增添了几分忙碌。不过，6月上旬，坐镇保德督促物资运输的邹德贵却电告赵振中：阎锡山派来代表要与人民军再次进行谈判。
上次饮酒畅谈时朱庆澜所提的建议阎锡山未必都能听进去，不过，对于稳定人民军并与其结好的说法，阎锡山却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