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广州旧婚俗说：（2 / 2）

第四，对处女红的这种绝对性的要求，又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妇女性器官构造及生理的了解欠缺。所谓处女膜，是**口一层纤嫩的薄膜。一般宽约五毫米，厚有二毫米，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中有手指粗细的小孔，无法适应勃起的**通过，因而会扩孔破裂。窄、薄、韧性小的处女膜，**时破裂的流血才会外流。而厚薄、宽窄、软硬程度，因人而异。下肢剧烈活动、骑车、猛而重的趺倒，都可能破裂。薄、窄、软而韧的处女膜，首次**前很可能大破而多流血。旧时有的男子结婚时年龄过小，初次**未必到位。简单地以初次**不见红而判断不是处女，实在是冤枉了不少妇女。

清代采蘅子《虫鸣漫录》记载的一件事：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一天穿着破了裤裆的裤子，骑着锄把跳荡、奔跑玩耍。耍了一会儿，扔下锄头回去了。邻居一位老翁，看见锄把上有血迹，知道是处女的“落红”，便把此锄保存下来，也没有向谁告诉此事。几年过后，此女出嫁，初夜交合未见红，怀疑她不贞节。话传出来，老翁取出藏锄，说明情况，她的丈夫消除了疑心。这一记载具有科研发现意义，说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历的此类情况也不在少数，从而知道女孩儿可能在婚前落红，仅凭婚夜没有落红就以为不是处女，会冤枉女孩儿。只是古人讳言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而不为多数人知道。前面所叙及的俞浦臣的那一首诗的第二句“洞房花影总朦胧”，“花影”即指女儿红。“总朦胧”

是说凭此间接性的道理来判断贞节与否是靠不住的。

处女红本是有限的，在**仰卧的情况下，上溢流出的更少，但是元代以来的作家在诗词小说中肆意渲染，夸大描写，诸如“被底红浪”、“花下红雨”之类，也对孤立地以婚夜见红论贞节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元陶宗仪《綴耕录》卷28叙有人娶妻初婚之夜未见红，朋友袁可潜写《如梦令》戏赠：“今夜盛排宴席，准拟寻芳一遍。春去已多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冯梦龙《夹竹桃.映日荷花》：“州前小姐未经风，吃个情郎扯住要做喜相逢。一时难脱，只得强从。鲛銷帕上，染却嫩红。情哥郎羞搭搭拿去灯前看，好像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般普通的劳苦家庭，对媳妇主要看人品勤劳，对处女红不是多么注意看重的，有文化的人读了此类文学作品，似乎长了知识经验，互相仿说，显示文雅之才。影响所及，城市居民便对此颇感兴致。又必是文人作俑，刻意而成“烧猪”的谐音，从而酿成少数地方的鄙陋风俗。古代作家为片面追求情节的趣味性，大量铺写某些民俗现象，又不作深入的研究，往往起了宣传、推助迷信、落后认识的不良效果，这是与作家指导群众的神圣责任相违背的。

与“送烧猪”民俗相类似的，又有如下二例。

台湾婚俗，新娘要特意穿纯白色的内衣内裤，叫“贴肉续”。初夜后洗去血污，妥存箱底，直到死后小殓时穿上，表示“身本洁来还洁去”的妇德无二。闽南婚俗，也是新娘必穿白内衣内裤。有的公婆次日早晨要堵门查验新娘内裤是否有落红。“送烧猪”之类，从另一个方面反证了新娘三日回门“归宁”的民俗，机制只在于尽快向父母汇报**是否和谐及相关情况。民俗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认识的物化形态，堆积在一起，会有矛盾而“打架”的。古老的处女红禁忌演化成普遍而多样的避煞婚俗，广州和东莞并不例外，而此两地对同一事物却又喜之若狂，便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