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聊斋小曲中的非蒲松龄作品（2 / 2）
从南来了一群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雁密密杂杂实好看，孤单雁飞来飞去飞的慢。只看成双，不看孤单。看孤单，惹起奴的心头愿，惹起奴的心头愿。
《万花小曲》中：
从南来了一行雁，也有成双，也有孤单。成双的欢天喜地声嘹亮，孤单的落在后头飞不上。不看成双只看孤单，细思量你的凄凉和我是一般样。
《马头调.一群雁》：
从那飞来一群雁。（一字排青天。）也有成双，也有孤单。（声声怯秋寒。）成双雁飞来飞去实好看。（翅儿相连。）那孤单飞来飞去飞的慢。（光景可怜。）只看那成双莫看孤单。（不是心偏。）奴命苦空有成双不见面。（合雁是一般。）看孤单想起奴孤单好心酸。（加倍伤惨。）
聊斋小曲《一群雁曲》：
从那飞来一群雁？一字排青天。也有成双对，也有那孤单，声声张秋寒。成双雁飞来实好看，翅儿相连。那孤单飞来飞去，飞的慢，光景可怜，光景可怜。只看那成双，莫看那孤单。不是心地偏。奴命苦，空有成双不见面，心思定合观是一般。眼看孤单，想起奴孤单，心内酸，加倍伤惨。
至于其他13首所谓聊斋小曲与《马头调》，以及此相关的《马头调》与《霓裳续谱》中《寄行草》、《北河调》相应小曲传承的文句关系，这里不再具体对比，读者可据前文表中所示页数复检。
马振方先生虽说附编中的小曲真伪难定，但实际从宏观上认为很可能是蒲氏之作。理由之一，“写男女情爱的，约占六十三首的百分之九十，……这不仅使人想到《聊斋志异》中那些多情的女性形象，更与某些聊斋诗词及《志异》中的小曲情味相合，格调相近。蒲松龄是写得出这样的抒情小曲的。”
然而，《聊斋志异》或《聊斋俚曲集》中男女情爱内容，是依附于全局的，在格式上没有一处与《马头调》有关联，即与这些小曲无关联。如仅从大致内容上谈可能，那冯梦龙编选的《挂枝儿》和《山歌》中的许多抒情小曲，多情的女性形象，蒲松龄和其他作家也写得出。这个理由没有论证意义。
理由之二：“有附记的四首小曲，其写作时代最早是康熙五年，最晚是康熙十三年，时间相当集中。不仅恰合蒲松龄的生活年代，且正当其青、壮年时期（二十七岁一三十五岁）。在那样的年代写出这类小曲更是十分自然的事。”这种泛说“可能”也无实际意义，而且正与论者“不能以局部推及全本”之言相矛盾。
至于说到个别小曲后的“附记”文字，也很值得一辨。第10首《露水珠儿》是从明代民歌传承下来的，文字对比如下。
冯梦龙编《挂枝儿》卷入《荷》：
荷叶上露水珠儿一似珍珠现。是奴家痴心肠把线来穿。谁知你水性儿多改变，
这边分散了，又向那边圆。没真性的冤家也，活活的将人来闪。
《霓裳续谱》卷四《荷叶上的水珠儿转》：
〔寄生草〕荷叶上的水珠儿转，姐儿一见用线穿，怎能够一颗一颗穿成串。不成望水珠儿大改变，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闪煞了奴，偏偏都被风吹散。后悔迟，见面不如不见面。（重）
《白雪遗音》卷一《马头调.露水珠儿》：
露水珠儿在荷叶上转（颗颗滚圆）。姐儿一见忙用线穿（喜上眉尖）。恨不能，一颗一颗穿串（排成连环）。要成串，谁知水珠也会变（不似从前）。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改变心田）。闪散奴，偏偏又被风吹散（落在河中间）。后悔迟，当初错把宝贝看(叫人心寒）。
所谓《聊斋小曲》的《露水珠儿曲》：
露水珠儿在荷叶上转，颗颗滚圆，颗颗滚圆。姐姐一见，忙用线穿，喜上眉间，喜上眉间。恨不能一颗颗穿成串，排成连环。要成串，要成串。谁知珠儿也会变，不似从前。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改变心田。闪杀奴，偏偏又被风吹散。被风吹散，被风吹散，落在河中间。后悔迟，当时错把宝贝看。叫人心寒，叫人心寒。
附后：康熙十有三年仲夏，阴雨连朝，水流如注。欲出游而不得，寂寞殊甚。偶作闲散短曲，借以驱散睡魔耳。
对此可有二议。从所谓聊斋小曲把原《马头调》每句后整齐一致的“把”，改变得或有或无，零乱不堪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马头调》在晚清己不传唱，成为纯粹纸上阅读作品之时的抄录品，绝对不会是蒲松龄所作。所谓的“附记”更是藏者的作伪。作品清楚明白地交代，是从“露水珠儿”叙写，附记却说在“阴雨连朝、水流如注”的情况下写成此曲。附后的文字成了作伪的铁证。
这是马振方所编的《聊斋小曲》中入附编的一篇伪作。列入正编，定为蒲作的也有以附记为证的三篇，其实那附记也是有作伪破绽而不可信的。
《尼姑思俗曲》是以五更为序，前四更详写小尼姑与书生梦中交欢，第五更醒后打坐诵经。结尾内容是诵经时有上方神道来点化她，今后且不可思念红尘事。“小心着造下祸，五雷又来轰。训话罢，一阵风，无了踪影。有小尼才知道，上神把话明。从今后禅堂苦苦去修行。从今后回禅堂苦苦去修行。”蒲松龄不会去写这种庸俗而宣传宗教的作品。
“附后：康熙十有二年，暮春之初，寂寞殊甚，与高念东徒步而游。偶至邑城东北之故有莲花庵，即同入随喜。上方佛殿遍览既毕，径憩于禅堂。俄一小尼蹀躞献茶。窥其意旨，颇有思俗之念。偶成此曲，兹记之。不无世有小补焉。柳泉氏作。”
小尼献茶之倾，蒲松龄即“窥其旨意，颇有思俗之思”，即对蒲松龄有恋念之情，是否合情合理且不计。他反刻意写此篇以警世，先生34岁时已成十足的道学卫护者，与著写《聊斋志异》的作者，岂非判若两人。
《夜雨思夫曲》是平庸的一般文字，对夫为如何人，无一字提及。“附后：康熙五年秋月之初，有邻村之贤妇者，但伊夫素嗜韩寿之癖，如适其性，恒终夜不归；而是妇辄于风宵雨夜而伺之，以为常。兹以素悉其概，故作是曲以志。松作。”但仅五更思夫，不可称为贤。附记与作品并不相承，是他人作伪。
《新婚宴曲》内容一般，文字平淡。文后“特志事略：康熙六年，仲春之月，适在王村，课蒙为业。有村古城，偶往游焉，访故人耳。作席地谈。某人比邻，素亦旺族，吉期合卺。新婚之夜，交杯换盏，情爱异常。人生极乐，孰比于斯？岂吾慕之，人人慕之。故作此曲，永久志之。”蒲松龄康熙三年起在李希梅家中读书，“忽忽数载”，“不会课蒙为业”。康熙十一年时，才在西铺毕际有家坐馆。“偶往游焉，访故人耳”自相矛盾。实为作伪明证。
马振方先生说：“前三则(按，入正编的三曲的‘后附’）不仅道出创作的时间和缘由，同时也叙明本事委曲，与作品内容相辅相成，若合符契，对理解作品很有帮助。这样的附笔须出于真情实感，只有原作者才写得出，不大可能是伪造的。末则虽无委曲本事，却也自然、浑成。因久雨、寂寞而作曲，其情可以想见，不会有人伪造这种无谓的附笔。此曲以露珠的短暂比喻情人变心，也是以‘阴雨连朝’，处处水珠引起的联想。可见附笔与正文仍有关联。另一首《细细雨儿曲》题下附注：‘连阴不晴，遂作此曲。’与《露水珠儿曲》的附笔极其相似。由此可见作者的一种写作习惯。总之，这些附笔为原作所有，不似后人伪造。”
马先生并未仔细读那四则附记，未注意自身的破绽和与作品的不符合之处。至于《细细雨儿曲》题下附注此语，也与正文不合。作品的情节是外边作生涯的情人到回家时遇雨。“湿透了衣服，不值什么，怎么回家？”所以“告老天，这阵雨儿住了罢”，并不是“连阴不晴”的情况。而且此曲是从《白雪遗音》抄来的，《白雪遗音》中又是从《霓裳续谱》中转变来的。
马书《聊斋小曲》第38首《岂有此理》也是从《白雪遗音》抄录的。但题下增加了注语：“王与妇谈文之语一口头语，故作此曲。”“王”是何人，曲文中丝毫不及。曲中仅“先有你来后有他，何必争差……争肯疼他，将你撇下”一句，只言“你”，并无姓王的交代。先后二男与一女情恋，也不是夫妇关系。只及争风吃醋，所谓“谈文语”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曲中也没有什么“口头语”。马先生对此则牛头不对马嘴的题注，便不作论理，是不应当的。此注可反证其他附记，题注也都与曲文不符而作伪。
本文前面已叙,那些小曲从《白雪遗音》抄来时,连两处讹字都照抄了。这里再补一例,原《红日归宫》马头调，被抄存者误分裂为相连的《红日归宫》与《学生思情》两曲。原曲：“梦见一人，手举刚峰，惊醒了梦景。”其中“刚峰”为“钢锋”之误。《聊斋小曲》换成“刚锋”。虽改正为“锋”，却仍袭“刚”之误。原文：“原来是梧桐叶落风吹动（月移花丛）。”抄录成：“原来是梧桐叶落，风吹月移花丛。”试问不是抄录之误，蒲松龄会写出这种病句吗？
众多的破绽汇成结论：这些小曲是从《白雪遗音》抄传的，那些附记、题注，又是别人作伪的。
现在再回到关德栋先生早年所分析的三种可能上来。
马头调产生于乾隆时。康熙五十四年已去世的蒲氏怎会辑录到它们如此之多呢？连乾降九年刊刻的《万花小曲》虽有不同曲调11种之多，却连一首《马头调》都没有。如果这些小曲是蒲氏时代的其他小调，说蒲氏“删改订定或拟作的新词”，不无可能。然而它们又是清一色的马头调，当时并无；而且都有它们的原本作证。这便与蒲氏无任何关系了。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后人以流行的时调小曲托名伪作。”不过，作品本身不伪，是抄录流传；系名于蒲松龄,便是无意之误或有意作伪。
日本友人平井雅尾先生在医业之馀捜集蒲松龄遗作，令人感敬，成绩也不小，详见《聊斋遗文七种》的另几种。但因平井先生对我国明清时民歌时调不详，遂使所谓大量的“聊斋小曲”名噪一时。而马振方先生也因证成蒲作的心切，未审慎考核。既未理会关德栋先生的分析，也未核查《万花小曲》、《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等，便不知它们实是有关的《马头调》的小曲的讹误传抄。
这44首占“聊斋小曲”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小曲不是蒲松龄所作的断定，对于其他聊斋小曲的真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参据。又，《聊斋小曲》附编中第42曲《女姑思夫曲》，有两段，实为不相关的两曲。第二曲是：手捧着，文王课，深深的朝下拜。未低头，泪珠儿，滚滚落香腮。为的是郎才，为的是郎才。求菩萨断下个明白来，明白来。保佑着在外的人儿身体多康泰，身体多康泰。一问他，可还好；二问他，可发财；再问他，他偷情的那种性情改了是没改，改了是没改？
这是从冯梦龙编《挂枝儿》卷三《问课》脱变的。试对比：
手执着课筒儿深深下拜，战兢兢止不住泪满腮。祝告他姓名儿，我就魂飞天外。
一问他好不好，二问他来不来，还要问一问终身也，他性情改不改？
改作显然比原作逊色而庸俗。
研究、发掘蒲松龄的佚作，目的是研究作家的创作真实情况，彰显他的成就和伟大。把极为后时的民歌的拙劣传抄品说成蒲松龄之作，不仅有损作家，而且还形成一些混乱。日本医生平井氏在20世纪30年代轻信它们是珍贵的蒲作，也是可以理解，现在的专项研究却也认同，便更为草率，所以笔者作正面的论证驳议。
(此文曾呈袁世硕先生求指正，袁先生径直推荐给《蒲松龄研究》。我与袁先生不识，对袁先生学术之德，此致敬谢。原载《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3期）